早在夏商周时期，我国古代先贤就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中国的礼乐文明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礼乐文明的产生

　　中国古代的“礼”和“乐”起源于远古的原始崇拜。《礼记·礼运》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其贡献的礼品、击土鼓而作乐，便是最早的礼乐仪式。到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虽然帝王的领袖地位和递相禅让产生了“礼”的意识，但是礼的制度还未产生。只有到了夏朝，由于“天下为家，各亲其亲”，于是“大人世及以为礼”，“礼义以为纪”，礼仪制度才逐渐建立起来。夏礼因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的缺乏，已难知其详。商礼由于殷墟考古的大量发现，以及《史记·殷本纪》有较多的记载，则已彰彰可考。到了周代，礼制集前代之大成，逐渐完备和成熟起来。“乐”在周之前也已有不少歌舞产生，《庄子·天下》说：“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到了周代，“乐”的内容不断丰富，形成了相应的制度，当时除了代表性的《大武》之外，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记载，周乐有数十种之多。周代还设有专门的机构“春官”规范和管理乐舞，并在春官下设大司乐授“乐”，教国子“乐德”、“乐语”和“乐舞”（《周礼·春官》）。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是在周代形成和完备起来的，因为这时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而且赋予礼乐以丰富的人文内涵。周代形成的冠、婚、丧、祭、朝、聘、乡、射以及职官制度等礼仪、礼制和礼义，主要保存于流传至今的儒家经典《仪礼》、《周礼》、《礼记》等三礼之中。周代盛行的“六代之乐”及乐德、乐语、乐舞等内容本记于《乐经》，然《乐经》“失于秦火”；好在“礼乐相须以为用”，不少乐制的内容可以在“三礼”中的礼仪制度中看到，而专述乐义的《乐记》也保存在《礼记》之中。另外，古代的“乐”是歌乐舞三位一体的，按照杨向奎先生的考证，周乐的歌词部分可以在《诗经》中找到，如《周颂》。

　　《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左传》文公十八年记：“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在礼乐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周公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制礼作乐，不仅将远古至殷商的礼乐加以改造和发展，形成系统化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而且注入“德”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孔子是发展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的贡献一是继承、推广和宣扬礼乐文明，整理、传播了记载古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经典“六经”。二是他以礼乐为解说对象，着力彰显礼乐文明的精义，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

　　礼乐文明的要义

　　礼乐的表达需要有一定的形式，玉帛荐献、进退揖让；黄钟大吕、干戚羽旄是礼乐之美，但是欣赏盛美的仪式并不只是为了满足耳目之欢，更重要的是要体会礼乐文明引领人向善的本义。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记·乐记》说：“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这些论述旨在说明，礼乐文明美的形式是为了表达善的内容，而其中美是次要的，善才是主要的。孔子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在这里，他就是把仁爱作为礼乐引领人向善的一个目标提出来的。因此，认识礼乐文明，重要的在于把握其中的要义。

　　礼乐文明中“礼”的要义有数端。其一，“礼”是人性的基础。《礼记·曲礼》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把“礼”作为区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标准，所以“礼”是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其二，“礼”的重要作用在于规范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礼使人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谦让；使人区别事物或行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和正义。其三，“礼”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此，礼乐文明更强调通过礼教，使社会规则内化为人的内心尺度。其四，通过知礼、守礼，达到社会和谐的境界。《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既强调了“和为贵”的愿望，又指出“和”不能单纯为和而和，不能是无原则的和，这个原则就是守礼。在彼此遵守社会秩序的情况下达到和谐，才是最美的境界。

　　礼乐文明中“乐”的要义也有数端。其一，“乐”的社会作用重在和谐精神。《礼记·乐记》曰：“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所不能免也。”指出“乐”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它的作用是使人们各安其位，和谐相处。其二，“乐”注重有秩序的协调。《乐记》说：“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徴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其用五音比喻各种人物，说明要有序协调，才能奏出和谐之乐。其三，“乐”也有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的功用。《乐记》曰：“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孝经》也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乐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乐安宁，生命长久之功。因此，孔子要求人们要听雅乐，远淫音。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秩序也。”（《礼记·乐记》）秩序与和谐是礼乐文明的主旨。《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是说乐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礼的作用在于区别次序。然而，礼和乐虽有形式、功用上的不同，但却是相辅相成的。在远古传统中，“礼”即人文，是涵盖一切，包括“乐”在内的。到了周代，礼、乐虽各有制度，但是“乐”毕竟仍是礼制的一个方面，“乐”的“和”也是为实现“礼”而辅助、服从于“礼”的。《乐记》说人受外物的引诱会丧失天性，产生贪婪、残暴、欺诈等邪念，于是先王制礼乐，用以调节人心。“礼节民心，乐和民声”，就是用“乐”之“和”，弥合“礼”之分所造成的心理差距。孔子等儒家常将“礼”、“乐”相提并论，就是因二者之结合，能起到平衡与调和的作用。

　　礼乐文明的现实意义

　　先秦礼乐文明经历代沿革，具体内容有变而主旨不变。摒弃旧礼中的贵贱之分，汲取礼乐文明的秩序、和谐理念，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具有现实意义。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礼乐文明的主旨具有值得开掘吸取的价值。礼乐文明的秩序与和谐理念，既有内在的源于自觉意识的道德规范，又有外在的带有约束性的行为规范。用一定的礼仪形式来调节人们的行为方式，可以加强社会的亲和力，并对人的社会化施予积极影响。礼乐内在的道德修养，可以达到人性的平衡、升华，生发“礼尚往来”、以“诚”相待、以“信”相许、以“义”相重的情操，从而实现主体与外界的和谐，群体的和谐，社会的和谐。

　　改革开放的中国正敞开胸怀，面向世界，与各国人民一道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努力。礼乐文明的秩序、和谐理念，无疑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实现各国人民建设和平、稳定、繁荣的新世界的追求。